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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打麻将遭打砸?民政部:社区防控要避免简单化、一刀切

July 2, 2020 Post in 默认分类 0

在家打麻将遭打砸?民政部:社区防控要避免简单化、一刀切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彭慧)疫情期间,一家三口在家打麻将,志愿者进行打砸,在外面聚众打牌被游街示众?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2月21日继续召开新闻发布会,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回应称,各地在社区采取严格防控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也确实暴露了一些问题,部分案例既侵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又损害了政府的形象。据了解,发生地方第一时间都进行了整改,有的地方乡镇长专门到当事人家中道了歉。

  对疫情防控中可能出现的一些过度防控的问题,民政部已经联合卫生健康委印发通知,明确要求避免在社区防控工作中简单化、一刀切,推动社区防控工作依法有序开展。同时,社区防控要考虑群众的经济承受能力。对于社区防控中发生的类似问题,各地要第一时间叫停纠偏,严防此类问题再次发生。越是在防控吃劲的时候,越是要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不能超越疫情防控实际需要,干扰群众的正常居家生活。

全国首例“麻将政协提案”获警方回复

July 2, 2020 Post in 默认分类 0

全国首例“麻将政协提案”获警方回复

  市政协委员许方辉的“麻将政协提案”17日获武汉市公安局正式回复,市公安局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厘清了“麻将娱乐”与“麻将赌博”的界限。

  今年2月16日,市政协委员、湖北我们律师事务所许方辉律师向市政协第十三届一次会议提出《关于以“法治思维”厘清“麻将娱乐”与“麻将赌博”的界限,让武汉市民打麻将不再提心吊胆的建议》。

  此后一个月内,治安管理局九大队杜建军副大队长等先后四次,就该提案的办理进展听取许方辉委员意见。

  市公安局法制支队于4月27日向湖北省公安厅法制总队提出“关于对公安部《关于办理赌博违法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通知》第九条理解的请示”。5月8日,湖北省公安厅法制总队作出回复。

  回复函称,不以营利为目的,亲属之间进行带有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不予处罚;亲属之外的其他人之间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打麻将、玩扑克等娱乐活动,参与者不满10人,区分不同情形予以裁量和处罚。其中,“对参与不满10人的赌博,人均赌资不满1000元的情形,未做处罚的规定。”(记者 汪文汉)

  4月25日夜,在菲律宾落网的55名涉案人员被成功遣返押解回国。此案是国家防控治理跨境网络赌博活动协调机制启动后,首起境内外同步收网、公安部督办的跨国网络赌博案件。

  王美玲,女,江西省芦溪县交通运输局财务股原股长兼会计。在担任单位会计期间,王美玲利用单位财务监管漏洞及职务便利,先后多次挪用公款、借用公款不还累计达632万元,后携款潜逃深圳8个月。

  广西贵港警方近日成功破获公安部督办的“3·3”特大网络赌博案,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31人。

四川凉山女乡长打麻将欠下高利贷 竟用特困儿童救命钱还债

July 2, 2020 Post in 默认分类 0

四川凉山女乡长打麻将欠下高利贷 竟用特困儿童救命钱还债

  专题片《国家监察》第三集《聚焦脱贫》14日晚播出。片中披露了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一名女乡长挪用扶贫款的案件,令人警醒。

  冯莹盈,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溪洛米乡原乡长。冯莹盈平时爱打麻将,在一次麻将局中欠下了8万元高利贷。冯莹盈不甘心,她幻想着如果运气好,赢一次就能把赌债还上,于是又去赌了一次,没打多久就又输了40多万。

  月收入只有三千多块钱的冯莹颖根本无力偿还几十万元的巨债,冯莹盈在走投无路之时动了歪脑筋,她想到了在她办公桌里的几十本存折,这是给乡里的特殊困难儿童领取生活补助的专用存折。

  虽然高利贷还清了,但她心里一直压力巨大,总担心东窗事发,思前想后决定投案自首。

  冯莹盈幡然悔悟:“我要把这个事情处理了,不然这个事情始终是我人生中的一个炸弹,它随时会爆,会把我爆得粉身碎骨。”

  如今的冯莹盈懊悔不已,但冰冷的手铐告诉她,人生没有如果。67张特困儿童生活补助存折一度“消失”,既有冯莹盈的惨痛教训,也为加强扶贫资金监管敲响了警钟。

侠客岛:为治赌而设下“麻将馆禁令” 是不是在“一刀切”?

July 2, 2020 Post in 默认分类 0

侠客岛:为治赌而设下“麻将馆禁令” 是不是在“一刀切”?

  当地公安机关的通告指出,关闭棋牌室、麻将馆是为了解决涉赌问题,净化社会空气,提高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整治行动一律依法进行,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然而,通告出来以后,没少惹来舆论质疑;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如是做法怕是逃不过越权、“一刀切”的嫌疑。

  赌博作为“社会之癌”(【岛读】值得注意的“社会之癌”),其社会危害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公安机关这回发布的通稿,不仅是基于法律依据,亦有极强的社会合法性。

  麻烦的地方在于,赌博是一大社会顽疾,本就有一定的社会心理基础;而现如今,赌博形式多样、隐蔽且易反弹,这也就加大了公安机关的打击难度。

  公安机关被迫采取整治措施,并不惜以“一刀切”的嫌疑扩大打击范围,确实是有难言之隐。岛叔觉得,社会舆论不应急着为之定性、盖帽,倒不妨从各个角度,先去理解一下它的执法逻辑。

  总体看来,在中国广大的农村版图里,各地的娱乐休闲方式有明显区别。北方农村比较看重集体性的休闲娱乐活动,像是地域性的节日庙会、有聚集效应的红白喜事;有私人聚会性质的娱乐活动的空间则很小。

  而在南方农村,私人聚会性质的娱乐活动会发达很多。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个体刺激性强的、享受性的活动——比如聚众赌博、宵夜等都会越来越流行。

  何以见得?置身南方农村的集镇,棋牌室、麻将馆、茶馆,甚至洗头房、休闲馆、夜宵店、k歌房随处可见(非常不同于北方农村出现概率最大的:农资化肥店)。

  在这种情况下,赌博在北方农村很难“成气候”;但在诸多南方农村,却极容易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岛叔过去在南方农村调研,“抓赌”几乎是每个地方公安机关的主要业务,地下六合彩、棋牌室、茶馆、流动赌场,不一而足。

  有那么一段时间,公安机关的日常经费没办法得到财政保障,导致一些地方的公安机关去“趋利执法”,“抓赌”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财源。

  有了这些背景,对江西信州、玉山等地公安机关的做法,人们可能基于不同的生活经验,就会给出不同的评价。

  比如,类似做法在巴蜀地区的群众看来,那真是哭笑不得。毕竟麻将馆是当地农村正儿八经的休闲娱乐场所,男女老少都喜欢去,“小赌怡情”再正常不过。也就是说,当地群众对赌博和休闲娱乐的认知界线本就十分清晰,公安机关当然也犯不着“一刀切”。

  但根据岛叔的调研体验,江西当地的老百姓大多会对公安机关的作为竖起大拇指。因为当地社会对“茶馆”“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并未脱敏,去这些地方消费,哪怕不是赌博,也被视作不务正业的表现。

  更何况,经营者出于营利目的,大概率要加大供给赌博场所和工具来聚集人气、提高利润,如此“恶习”一经壮大,可怎么了得?

  岛叔以前调研过一些娱乐场所的经营方式,以“茶馆”或棋牌室为例,大概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仅提供休闲娱乐的场所和服务。比如四川农村地区的茶馆,是“真茶馆”,经营者只提供茶水,人们在其中消费,纯粹是“摆龙门阵”、交流信息;同理,很多棋牌室也是相对理性的娱乐场所,经营者会明确规定禁止赌博。

  在更多情况下,目标消费人群的定位决定了茶馆和棋牌室的经营性质。一般而言,“老年茶馆”都只提供简单服务,并无赌博功能,说白了就是市场化的“老年人活动中心”。

  第二类,提供多样化服务,兼有赌博功能。在湖南等农村地区,一种综合性的“茶馆”频频出现,经营者提供棋牌和麻将,还免费提供茶饭、甚至一条龙服务——为了让消费者在茶馆安心消费,经营者可谓成了保姆。

  这种类型的茶馆也有较为高超的盈利模式,主要是从消费者手中收取“台费”或“抽水”,就是说对每一局麻将或棋牌游戏,都要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于是玩的人越多、玩得越大、轮得越快,利润就越高。

  为了稳定客源,大部分经营者还提供借贷服务。要是消费者(赌徒)没有资金了,可以临时周转。

  第三类,以赌为生的经营方式。这种类型的茶馆,往往有更强的隐蔽性,针对的人群规模也较小。比如一些打着“私人会所”旗号的场所,很有可能就是赌窝。

  这类场所一般也是“临时做局”的多。比如宾馆的棋牌室容易滋生赌博,是因其具有隐蔽性,且服务比较周到,经营者也有“职业道德”,非常适合“临时做局”。

  在农村地区也存在类似的场所。岛叔调研过某地一个大混混经营的茶馆,一年共计开个一两个月,每次只开十天半月——毕竟,愿意“打大牌”的人群是有限的,大牌的资本也是有限的,具有不可持续性。

  一是经营成本低:无非是购置几张麻将桌,如果生意好,一个月就可以回本;其经营投入主要靠服务,而不是固定资产。

  二是社会需求大。现如今,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无处可去、无事可做”的确是很多农村地区的实情。而赌博这种“游戏”,恰恰适合来消磨时间。

  岛叔调研时碰到过数不清的“因赌而生”的悲欢离合。很多赌徒在接受访谈的时候都很理性地表达赌博不好、害人害己,恨不得当场就剁手指戒赌。但从实际情况看,真正能够戒赌的微乎其微。

  由于赌博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且在经营方式上确实有较强的隐蔽性,公安机关对它的打击就注定面临不少困境。

  就常规治理而言,认定赌博并不容易:法律上并不存在对赌博的统一认定,各地公安机关都有自己的认定标准。

  笼统而言,地方一般根据赌博的场所、聚集人数、赌资大小等来判定赌博。比如在有些地方,只要总赌资超过500元,就算聚众赌博;在另一些地方,每个筹码超过5元,也算赌博——这个标准,要是在东部发达地区,就明显不合适。

  因此,一般而言,只要当地群众反应不强烈,通常意义上的“小赌”其实属于“民不告、官不究”的范畴,公安机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但是从有效治理的策略看,日常的消极性治理,必然会导致赌博泛滥,进而激起群众的反弹和社会治安形势的复杂化。

  比如群众会以扰民的理由投诉举报,因赌博纠纷造成的治安案件增加,因赌博导致的家庭纠纷也日益成为各地严重的社会问题……这就预示着,公安机关必须作出相应反应,让赌博回到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从公安机关的内部视角看,江西多地实施整治赌博相关行动,是有科学性和合理性的。

  首先,这应该是上级公安机关的统一要求,是深化扫黑除恶斗争的需要。在广大农村地区,黄赌毒向来是黑恶势力的财政基础,打击赌博当然有利于扫黑除恶的深入进行。

  其次,从“功利”角度上看,这些行动也很有可能是服务于政法机关的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调查。依照常理,整治赌博是最容易净化社会、争取群众的方法。

  再者,“治赌”历来是公安机关打击犯罪、参与社会治理的常规方式。一段时间整治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工作方法。

  客观上,公安机关的警力有限,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警民比”普遍不超过万分之十,不仅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也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某种程度上讲,赌博之所以难治理,不仅是因为赌博本身存在灰色空间;也因为警力有限,导致日常治理力度难以保障。而一旦采用集中整治的办法,必定会加大打击力度。

  当然了,如是整治也能彻底切断一小撮基层派出所与娱乐场所间可能存在的利益勾连。

  在这个意义上,这回公安机关的通告给人以“一刀切”、甚至于“打击面过大”的感觉,实在是有苦衷的。

  根据岛叔对公安机关的了解,无论是在日常执法过程中,还是在集中打击和整治过程中,“依法打击”都是第一原则。江西各地公安机关的通告,或有措辞不严谨之处,但并不意味着公安机关会“执法犯法”。

  在实践中,农村棋牌室和麻将馆极少有正规手续,在法律上取缔这些“非法”经营场所,并无不可。而一旦涉及到对赌博的处罚,则更是需要严格的法律依据。

  依岛叔看,舆论圈的各位对地方公安机关此举不必大惊小怪,更不应无视社会诉求及公安机关的积极作为而妄加攻击。

  毕竟,作为社会之癌的赌博与乡村衰败、道德滑坡、权力腐败都密切相系,从取缔涉赌场所切入,打击一众参与者、利益相关者、产业链,让基层群众回归健康的公共文化生活,方能还社会以清明之道。

军事解密之现实版《麻雀》:曾与同寝设计毒杀汉奸头目

July 2, 2020 Post in 默认分类 0

军事解密之现实版《麻雀》:曾与同寝设计毒杀汉奸头目

  该剧主要讲述了陈深潜伏在汪伪特工总部首领身边,成功“窃取”汪伪政府“归零”计划的故事。

  而其实,现实远远比影视剧更加精彩。今天,我们就将为您呈现一部现实版《麻雀》。

  这篇文章的主角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为神秘的人物之一:他曾师从,抗日战争期间,他卧底汪伪政府,并且巧借日本人之手杀死了汪伪政府的头号汉奸李士群,后又临阵起义,促成湖南和平解放。

  在参加完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课课长冈村中佐的晚宴一天之后,汪伪政府的头号汉奸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适,随即全身出汗。

  手下发现后,立即将他送往医院抢救,在路上,李士群便已经虚脱,医生全力抢救,但李士群还是一命呜呼,毒发身亡。

  李士群何许人也?用恶贯满盈来形容并不为过。他是民国十大汉奸之一,在抗战期间投靠日本侵略者,是汪伪政府的左膀右臂;他组建了“76号”特务组织,迫害抗日军民,不足4年,这个臭名昭著的“76号”就制造了3000多起血案。

  那么,这个如此“忠心耿耿”的日本走狗为何会被日本人毒杀?这其中是否另有隐情呢?

  1940年前后,卸任政府湖南第二区保安司令的唐生明便携妻子(有“东方第一标致美人”之称的徐来)到了上海。

  在唐生明到达上海当天,汪伪政府就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高朋满座”,其中还有唐生明此行最想结识的人物——李士群。

  彼时,李士群正是汪伪政府在上海特工总部“76号”的副主任,这个特务组织曾使中统以及军统的上海站、南京站和天津站受到重创。

  虽然“离开”了政府,但是唐生明当时在各界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汪精卫等人并不希望如此“浪费”了人才。

  “我得到一个情报,是不是蒋介石派你来暗杀我的?”推杯换盏间,汪精卫咚咚地拍着自己的胸脯,对唐生明说道。

  “杀鸡焉用牛刀?”话刚说出来,唐生明就觉得很不妥当,但是话已出口,覆水难收。

  “我了解他,他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在相持不下之时,李士群走过来打了个圆场,这样,局面才得到了缓解。

  唐生明毕业于黄埔军校,与汪精卫其实早就打过交道,知道此人疑心很重。于是就间接告诉他,自己在政府之中不受重用,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抱负,来到上海就是想享受生活。

  为了打消汪伪政府的疑心,1940年10月10日起,政府还在当时的《中央日报》等大报上连续10天用特大字号刊发出“唐生智(唐生明的哥哥,当时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声明”,大体意思就是此人已经投靠了汪精卫,所以要和他脱离兄弟关系。此外,政府还发出了“通缉令”。

  唐生明仪表堂堂,最大的特长就是擅长交际,和任何人都处得来,在各种场合都如鱼得水。

  为了打消汪精卫对自己的疑心,在上海期间,唐生明做出一副花花公子的样子,辗转于灯红酒绿之间,醉心醇酒美人,每晚举行宴会,每天都和大小汉奸们打麻将。

  这样一来,汪精卫等人对唐生明的信任与日俱增,并且任命他为伪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

  1941年,唐生明赴任,借着整训伪军的机会安排军统特务以及新四军特工进入到伪军之中,这样,每当伪军出动之时,他都会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行的目的地。伪军的行动多半都扑了空,这样自然就保护了国共两方的军队。

  一次,“76号”破获了军统在上海的组织,区长被捕。在翻阅组织档案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电报,大致意思就是建议国民政府不要再杀害个别日本人,因为这样会连累附近的居民,得不偿失。

  这封电报的语气完全不像是下级向上级汇报工作,而是一个朋友的口吻。在汪伪政府中,只有唐生明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李士群当即叫来唐生明,抛却了往日“朋友”的情分,露出了另外一张嘴脸。“不好意思,请你到‘76号’去一趟。”李士群冷冷地说。

  原来,他是想让唐生明与被捕的区长进行对峙。那位区长虽然没有承认与唐生明的关系。但是,疑心颇重的李士群还是将唐生明押送到了南京。

  “对不起,因为实在找不出办法,我们才和汪精卫交好。我们找不到能与蒋介石阁下直接联系的人,希望您能充当我们的桥梁。”日本中将河边正三表明了自己的意图,还表示要全力支持唐生明的工作。